“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罗杰更关心你有没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诉他，算了，我还不如去劝说花园里的栗树叛逃。”

他还是没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我不能继续打猎了，从华沙回来之后，他告诉彼得，我需要点时间。彼得问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奥尔加姨妈有关，无意中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宁格勒，是的，为了亲爱的奥尔加姨妈，我想亲眼看看她的坟墓。安东在一个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农场，没有到房子里去，独自一人穿过霜冻的田野，走向沼泽和远处被冻雾笼罩的森林。我杀了他，他告诉奥尔加姨妈，墓碑沉默无语。

彼得给了他一个月，安东五天之后就回到了莫斯科。

海因斯没有再说什么。安东又看见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墙，那上面偶尔会出现些裂缝，允许他们看对方一眼，然而当他们之中哪一个想靠近的时候又把他们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确认他活着，但就像许多个波恩的夜晚那样，他今天也无法跨过那堵墙。

“走。”安东说。

海因斯看着他，皱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发报员到这里，发现他并不是独自一人，短暂的驳火，”安东往墙上开了两枪，巨大的声响惊起了尖叫和混乱的脚步声，“他们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继续追发报员，顾不上另外一个。”

海因斯不需要更多解释了，安东看着他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像惊醒一样跑了起来，消失在走廊尽头。没有谢谢，也没有再见，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脏兮兮的阳光照亮了空房间，卢比扬卡的孩子原本靠在墙上，随后滑到满是灰尘的地板上，闭上眼睛。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你看你干了什么。

——

听见枪响的时候，人们仰头四处打量，寻找枪声的来源，不安地互相推挤。莱昂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往旅店的大致方向挪动，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挤出了小巷，继续往码头跑去。你帮不上忙，不如赶快离开。

没有克格勃杀手从人群里冒出来追赶他，但安全起见，莱昂还是在靠近港口的一间简陋咖啡摊里等到傍晚。那是个四处漏风的棚子，带缺口的杯子上有擦不掉的棕色污渍。莱昂把自己藏在发黄的塑料防水布后面，每隔几分钟就紧张不安地看一眼通往码头的路。

海因斯死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脑海里说，不然早就该出现了。一群码头搬运工爆发出粗野的大笑，把莱昂吓了一跳。一辆货车驶上匝道，轮子把碎石碾得喀喀作响，它拐了个弯，往仓库区去了。再等十分钟，他安慰自己，把手探进口袋里，握住那个小木盒。

路灯逐一亮起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咖啡摊，在仓库和集装箱的阴影里走向海关办公室。最后一个开着灯的柜台正要关闭，但在莱昂摸出钞票的时候殷勤地重新营业了。注册在塞浦路斯的货船有十几艘，其中两艘的船主都是希腊人，但只有派翠西亚号目前停靠在伊斯坦布尔。

莱昂问他派翠西亚号在哪个码头，关员板起脸，开始怀疑他的动机，要求他出示证件，在莱昂递给他第二张钞票的时候迅速遗忘了证件的事。五十五号码头，他告诉莱昂，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先生？

暂时没有了，谢谢。

派翠西亚号的跳板只有五十公分宽，黑色的海水拍打着水泥，发出令人不安的哗啦声。莱昂快步跑过跳板，甲板上空无一人，引擎室里亮着灯，他循着灯光走去，敲了敲钢制舱门。

他打断了一个牌局，四个水手围坐在一个木箱旁边，木箱上堆着酒瓶、油腻腻的扑克牌和一盘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莱昂清了清喉咙，询问应该去哪里找船长。一个蓄着络腮胡的男人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麦卡伦先生的朋友，卢克·麦卡伦，我需要一个下层舱位。”

“那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

“跟我来。”

他们离开引擎室，顺着一道焊接在墙上的铁梯爬入货船昏暗的腹部。头上的管道时不时发出嘶嘶声，狭窄的过道散发出机油和脏衣服的气味。络腮胡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微弱的灯光找了半天，打开了舱门。“你的船舱。”他冲一张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单人床扬了扬手，“我们明天出发。不是免费航程，你要工作，厨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听懂了？”

莱昂保证自己听懂了，并礼貌地问对方的名字。

“你会叫我‘船长’。”络腮胡说，把钥匙拆下来，塞进他手里，转身走了，靴子踏在钢板上，咣咣作响。

莱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