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元的表现可以说是咄咄逼人，他甚至带着某种悲壮的气势，当然，他们自然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一代导演糟糕的经历几乎可以和沈正辉父辈相提并论了，好不容易学成了出来愕然地发现整个国家的电影体制完全改变了，找不到拍电影的工作，即使能拍电影也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电影。他们和已经依靠国家的力量拍片从而在国际上成名的第五代导演不同，必须从一个新自己开始，艰难地拉投资、拍片、跑发行。从一条夹缝中艰难地挣扎寻求自己的道路。

这一代导演几乎都是这样艰难地白手起步，完全依靠自己拉资金，找关系，做计划，拍电影，然后还不得不扫尾电影拍成了之后的一系列的发行工作。因为很多时候大陆不能上映，于是这一代和第五代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国际化的，而是相反，他们本身已开始走的就是国际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的电影一开始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个世界上必然有着对于别国世界感兴趣好奇的观众，对于异国他乡的故事的兴趣远远胜过了身边的日常，于是所谓的艺术的电影并非没有市场。物质生活越是丰富，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就越高，于是最商业化最主流的东西有时候反而会被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人抵制，一些非主流的东西会获得固定的人群的追捧。市场细分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做小众的东西也能够赚钱。因为非主流的东西的投资收益的方式和主流的东西是不同的。

市场化的情况下，国家能够管理到非主流小众兴趣爱好的层面上吗？严格来说，他们是可以的。他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让非主流的东西不能公开上映。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在市场化加上全球化的时代里，政府部门的管理力量只能体现在他被法律授予的方面和层面上。就好像民国时期躲在租界里面的进步作家一样，甚至第六代导演的境况还要更好一些。他们和当局以及主流电影圈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03年不就解禁了吗？相对而言，中国的艺术家都必须挟洋自重。毕竟泱泱大国、处处领先的天朝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频繁交流。思想动荡的时代里，顺之者不一定昌。但是逆之者一定亡。

电影局在国内电影产业逐渐萎缩，产片量不高，票房也不行的内需不旺的现实情况下，在之后。国外大片步步紧逼的外部威胁形势下，一方面，和第六代导演缓和关系，拉拢人才，另外一方面，又把沈正辉扯出来做拉大旗作虎皮。今天的会议实际上很有意思，叫做中国电影的发展探讨会，电影局的主要想法无非是借用沈正辉这个票房奇迹好好压一压国内年轻导演的心气。别以为官老爷们在形势的逼迫下对你们让了步，你们从此就可以不服管教了。你们看看这位大牛，票房不知道是你们的几百倍几千倍，人家是怎么想的。你们不要拍出来电影不能上映就认为是我们电影局管你们管得太死了。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你们t的思想不要太严重。

在场的不说全部的人，至少不少人是明白电影局的想法的。譬如张导演、冯导演和陈导演，在场就一言不发。他们是得益者，自觉不需要站出来和lr吵架。虽然他们和他们这一代的同行里有些人中间也有对电影局的腹诽，但是总体而言。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即使从前不是，现在也已经是了。

他们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如果是讲电影发展和商业化的话，张导演也有资格发言。但是张导演一开始就向领导表示了自己是过来旁听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导演的《英雄》是一部非典型运作成功的电影。它的成功的基础是建立在张导演多年的名气的积累上的，甚至可以说这样说，建立在官方对于张导演不懈的支持和张导演本身国际化的名望身上。不然三千万美元的投资，谁会有这个胆量拿出来？杰特李、张影后、梁影帝、陈影帝这些个大腕，谁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能够用同样方法模仿张导演的路子的导演都在现场——冯导演、陈导演，他们现在都在这样做了。那么那些年轻导演们，用根本不出名的实力小演员，用几万块就当做片酬打发掉的演员的导演们，凭什么来走同样的路呢？

所以实际上，同样看出来这一点的第六代导演们，在来会场之前就已经憋着一口气了，这场会议，根本就是富人对穷人的嘲讽，不仅如此，富人还假惺惺地做出姿态，对穷人说什么：“你只要努力，有一天也和我一样，你要改变穷的观念。”

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于电影的观念、思想和主题，对于电影表现的看法等等都是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讲，他们都不是受商业电影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先天从基因上就是艺术片导演，这实际上是中国电影人才培养的局限。但是这种话说出来就是地图炮，沈正辉所要讲的当然不是直指这个核心说你们都学废了，想要拍商业片就好好改造思想吧！他只能从侧面来讲商业片的发展，从正面讲商业片的注意事项。这就成了典型的老生常谈，根本不能激发在场的导演们的兴趣。

所以一开始，没有等到沈正辉照本宣科还是宣读他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看法和分析市场的需求。贾元导演就首先站起来为自己心中的忿恨开了第一枪。

贾元的问题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