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可他从入行到今天把买卖做这么大，靠的不是陈家，而多数是他自己。我看到他，就禁不住想，原先前清时，我们邵家也出过十三行赫赫有名的大班，出过跑南洋贩木材香料一夜暴富的人物，我们姓邵的，绝不比姓陈的差。”

“可是这跟你选去香港念书，有什么干系？”苏锦瑞睁大眼。

“因为陈廉伯只在香港念过书啊，跟我一样都选在皇仁学院。”邵鸿恺目视远方，缓缓道，“皇仁书院是出了名的难考难读，他能啃下，我也能啃下，他能十几岁就不在家做安乐少爷，反而甘愿出来捱苦，我也能做到。我不信留洋多有用，我只信有条路摆在眼前，有人已走得很好给我看了，那如果老天能让我可以沿着这条路努力，我不会输给他的。”

苏锦瑞听得意气风发，拍手道：“好哇，有志气，那我先叫你一声邵大官了。邵大官，你老人家好。”

邵鸿恺嘿嘿低笑，一撇头拱手道：“不敢不敢，苏小姐太客气了。”

若他二人此刻回想，那两小无猜的时光中铭刻的清脆笑声仍然在记忆中呼之欲出，清新自然若晨风拂面，令人每每想起皆心情愉悦。

可是，无论邵鸿恺还是苏锦瑞，对这种愉悦的需求都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还没长大，没法理解由青梅竹马有多难得。

他们都处在年轻而张狂的阶段，生活到处充满更有刺激的、更不确定，又更具挑战的考验，更检验能耐的考验。这点青梅竹马的情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没了固然会难过，可没了也就没了，并未见得会离不了。

在苏锦瑞入培道女中忙着融入时代新风尚，用各种新名词挤兑二姨太的同时，邵鸿恺的人生蓝图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他完成皇仁书院的学业后，并未如他最初预料的那样学陈廉伯返省城投身洋行，而是选择继续了留港求学。他考入半山上的香港大学，主攻法律与政治。他也没急着琢磨使人一夜暴富的风险投资，或是雄心壮志要着手振兴邵家家业，反而退了一步，静默以待。时代在变，隔着大江大海，隔着山川湖泊，他能感知故土这种来自人心渴望变动的激情与力量。它汇聚成洪流，令人颤栗又神往，可又像挣脱羁绊的猛兽四下乱撞乱碰，稍有不慎，就能令卷入其中的人粉身碎骨。

个人想要出人头地的yù_wàng，家族想要复兴的责任，这原本都是邵鸿恺坚定不移的信念。少年像个旁观者一般冷眼看过父亲出尽洋相还洋洋自得，母亲遭人耻笑却不自知。那些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将来我一定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成为陈大官那样的人，做哪种生意都赚个盆满钵满，出门连洋人见到都要给面子赔笑脸，到哪都有人毕恭毕敬如迎财神。

可他越长大，越观察周围的世界就越怀疑自己的初衷，在一个督军走马换花，政府改弦易辙的时代，仅仅是成为陈大官那样的买办巨贾就够了吗？

他不是没见识过本地的富贵荣华，一座学校，同学分三六九等，各有各玩，邵鸿恺不结交无用之人，他来往的都是绅士名流子女。山上富人区欧式建筑里的宴会，他跟着参加过几次。可就在那样的场合，他亲眼目睹过，前一刻还倨傲自矜宛若领主巡视领地的太平绅士，下一刻就携夫人亲自到门口迎接港督府来宾，而那个来宾，往往不过是随侍的一名普通英国军官。

邵鸿恺看得很清楚，在这块殖民地上，英国人看华人总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居高临下，而华人看英国人内心也未必真有那么卑躬屈膝，而是现实中总有各种原因让他们身不由己需对这些“鬼佬”笑脸相迎：比如生意往来，比如贸易关卡，比如对西洋人代表的文明秩序的认可与向往，比如对港督政府和尖兵利炮的畏惧；而一旦需要，华人之间又会各自联合，给港府施压，让不知深浅的英国人吃瘪，这么多年下来，各有输赢，维持的固然是表面太平，暗地里却风起云涌，斗智斗勇。

与此同时，通过这边许多国内外报纸，邵鸿恺又读到一个与截然不同的中国。

他是邵家大少爷，对省城大户人家之间的交际从小熟稔于心。那是几十年如一日，任外头如何风吹草动，内里自有乾坤不变的。对大户人家来说，最大的惊恐无非来自兵祸和重税两样，兵祸能躲，重税能逃，苛政之下，这些人总有脱身之道。其余种种对他们而言，都是于己无关的，就连四牌楼那有青壮男子出门喝茶被抓了做壮丁，或是东山口吊犯人死尸示众一类的消息，也不过引起太太们牌桌上几声叹息而已。

可待他人在香港，却在各种铅印文字上，读到离这千里之遥的中国境况：故都北京政界热闹非凡，内阁议会轮番上场，新成员走马观花尚未为人所知，又有总理新人选开始亮相；各国银行团经过磋商又向政府借款多少万英镑，而这笔善后大借款还没料理清楚，大皇帝袁世凯却走到尽头。明明前几日的报纸还在讥讽北洋政府的国会犹如闹市私贩聚集，各谋其利，过几日却又有大幅报道，讲辫子军在一个叫张勋的人带领下进京搞复辟，小皇帝的龙庭没坐稳，没过多久，又让人轰下了台。

乱哄哄，闹纷纷，用风云际会来形容这个时代，说到底还是承载了美好的想象，而作为身处这一时代的普通年轻人，邵鸿恺却感到真实的彷徨而迷惘。

时代不同了。

那么，就算做到陈大官那样的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