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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章土地财政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中国，地方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平衡，是政治正常运转的核心问题之一，两人的“和”与“不和”，直接影响局势的稳定，直接影响当地政坛生态

按一般规定，党政一把手之间——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县委书记和县长——各自有不同的分工，一般来说，就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统领党的部门，主管干部调配，市长、县长统领政府部门，负责经济发展——一个“管人”；一个“管钱”，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同时县、市长作为党委副书记，又协助书记工作。

从政治上分析，这些东西从来又是一个复杂的均衡，由此，挑选合适的党政一把手“搭班子”，才会成为上级组织部门的重要任务，这是一件费尽心思的大事。

在中国，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政治不仅仅是思想意识，也不仅仅是理论争论，还是无处不有的实实在在的博弈，是分配权利和资源的方式。一个官员，大处必须讲政治，如果说不问政治，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也不可能从市场中获得利益。一呼百应的官员，必定是政治博弈的高手。

在县乡这个层级，党委书记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一个县事务不多，党政事务也难分清；基层干部人数有限，如果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有意抬高自己，有意栽培亲信，那么他的政治威信就会日渐增加，县长市长比较容易被架空，导致党委书记说话是“规矩”，行政首长说话只算“意见”。

当然，书记稍稍让步，稍稍一些，情况又会是另一种局面，比如范正大和蔡县长，比如现在的我林谷和现任县长。

我认为清明的官场政治应该就这样，不能比谁的权力大，谁讲话必须绝对权威，要看真理在谁那里，谁做出的决定对事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我现在依然为我敢于跟汪鑫作对，坚持始终不让轧钢厂上马的固执叫好。后来我和康明山聊起这事，他也是对我敬佩有加。有一次喝酒举起杯子开玩笑说代表甲子村村民“敬我一杯”，我也不无得意对他说：“明山啊，我是毛泽东称赞叶帅的那样‘吕端大事不糊涂’嘛！”。

为了避免重蹈汪鑫覆辙，我时时提醒自己，少拍脑袋，少拍胸脯，要多讲一些，少一点霸气，多听同事、下级的意见建议，少做一些武断的决定，大事清楚些，小处糊涂些。

那一天，我和陶静谈论起这些，谈论起我和前任汪鑫的优劣差异，我就大言不惭地：“陶静，比之汪鑫，我林谷怎么样？”当然也因为我和陶静的特殊关系，我才这样大话连连，大大咧咧，我以为陶静一定会对我赞不绝口，没想到她一盆冷水从头浇来：“林书记，表面看来你貌似，但实质上好不到哪里去。”

“这话从何说起？”

我不服气地盯着她。

“我说了实话你别生气啊，”陶静笑眯眯看着我，“其他我不说，就人事安排，还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新县长到来之前，该动的你已经动到位了。你是不知道，下面是怎么议论的吗？这样的议论你当然听不到，我是听了一些。怎么样，想不想听听？”

“但说无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林书记，这个议论可是不太好听。”

我很大度地说：“没事，良药苦口利于病。”

“那好，那就恕我直言。”

“说吧。他们怎么议论？”

“他们说，汪鑫的霸道写在他的秃顶上，他一拍脑袋，事情就定下来，别人无法插言，更无法更改；而你林书记的霸道不过是更隐蔽些，貌似更温柔一些，其实是殊途同归，结果都一样。”

“他们对这次干部调整是那样感冒吗？”

“他们说，重要岗位都已经换上你的人，你林谷也不能免俗，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听陶静这样说，我大呼冤枉：“其实我也没有大动干戈嘛，也是小范围动了动而已。”

“当然，议论也是小范围的，也只是个别人不满而已。”

我大概也能猜到，这“个别人”应该就是郭川他们，动了他们的位置，削了他们的权力，他们发一点牢骚也是正常的。小到调动大到改革，动了谁的切身利益都会遭到反对遭到阻力，这不足为奇，但大方向正确，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这路就走对了。

想到这里，我不再郁闷，看着陶静说：“陶主席，你怎么看，对这次干部调整？”

陶静：“我当然是全力支持你的决定，你林谷没私心，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大王庄的发展。不过形式上可以更完善一些，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通过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呢，或者是通过县长办公会的形式，这样看起来不是更冠冕堂皇一些？”

“陶主席你的意见我虚心接受，我当时确实也是急了些。”

我知道，这次调整，最遭诟病的还是康明山的高升，甚至有人告状到市里，说我林谷是任人唯亲，大肆提拔亲信、朋友、同学。

对这个问题，陶静倒是避而不提。这次调整，我原也是打算把陶静调整到政府机构，让她挪一挪位置，做一个有实权有实职的副县长，结果我还是拖了一拖，放了一放。康明山上去了，陶静还是原地踏步，但她一点怨言也没有，一如既往理解我支持我，这让我很感动。

“陶静，不瞒你说，我打算让你也动一动。”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