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莫斯科会战和太平洋战事，刘一民就建议我党应该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政治态度，向德意日及其仆从国宣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同样也牵涉到美援的分配以及战后利益格局的摆布，我党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而且赶早不赶晚。

任弼时提出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刚与日本签订了《日苏友好中立条约》，苏联会不会对德意日同时宣战呢？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一下共产国际的意见，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再讨论这个问题。

任弼时提这个问题要是搁在后世看很莫名其妙，但是在这个时代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这是惯性思维，还是**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惯性思维。

任弼时被誉为党内的骆驼，是个任劳任怨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这样提，就是考虑和苏联的关系问题。

其实，不光**党内此时在犹豫，重庆的国民政府内部此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感情因素，一个是利益因素。

感情因素上，卢沟桥事变到现在，4年零5个月过去了，抗日战场上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从抗战以来的情况看，对中国给予最大支持的，开战前是德国，开战后是苏联。英、法可以说对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支持。相反，在日军的逼迫下，英国人还把滇缅公路封闭了一段时间，法国人更坏，直接把中国在越南海防港来不及抢运回国的物资全部交给了日军。美国开始时对中国不但没有支持，还不停地卖给日本人飞机、汽车以及钢铁、石油、橡胶，在中日战争中大发战争财。后来，美国虽然逐步觉醒，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但那都是杯水车薪，济不了大事。

现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世界两大战争阵营就要彻底划分清楚了。此时，让中国选择与英美一起对德意日宣战，国民政府、**里曾经和德**事顾问朝夕相处的要员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从感情上、从战前德国对中国的帮助上，是不愿意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的。在蒋介石想来，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未必会把中国当敌人，他们只怕根本就想不到中国会考虑对他们宣战。

国民政府其实最想结盟的国家是苏联，最盼望的是苏联出兵协助中国打败日本。现在，苏联由于远东战败而不得不和日本签订了《日苏友好中立条约》，加上苏德战争，不但不可能出兵帮助中国，连援华物资都逐渐减少了。中国的抗战越来越困难了。

至于对日宣战，到了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但是要考虑对日宣战后苏联会不会囿于自身实际困难和《日苏友好中立条约》而彻底断绝对华援助，这是个关键因素。

利益因素是最大的因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员们深知英比丝矗与他们结盟，会不会成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无足轻重的二流盟国。出死力的时候想到中国了，战后分配利益的时候把中国给忘了。甚至他们会不会还象过去一样，背着中国搞幕后交易。这事不是胡说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美外交官还在背着中国秘密谈判。不用说，那都是以牺牲中国为交换筹码的。

但是，现在有个很现实的问题，苏联自顾不暇，又有《日苏友好中立条约》限制，眼见很快就要中止援华物资输送了。国民政府需要寻找新的、能够提供强大援助的盟国，而这个盟国非美国莫属。

是单独对日宣战，还是对德意日同时宣战，彻底加入英美阵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在研究、在纠结。

刘一民自然是知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稍后会正式宣布对德意日宣战，知道这是蒋介石力排众议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再次显示了他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之无愧的领袖，眼光比那些莫衷一是的大员们要高明的多。刘一民要做的是，促成我党马上声明对德意日宣战，亮明自己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态度，让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知道，**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容忽视！

听了任弼时的话，不等别人开口，刘一民就回答道：“任书记，我党不需要事事时时向共产国际请示，也不需要征求苏联同意。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是王明的论调，他也是据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错误的！中国**是中国的政党，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中国的利益，考虑问题、战略决策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抗战，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战后中国真正成为繁荣富强的大国。要是都听共产国际的，听苏联的，明明《日苏友好中立条约》出卖了中国利益，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还不得不说这个条约签的好。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片谩骂声！严重损害了我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号召力。同志哥，这种蠢事干一次就行了，可不能再干第二次！”

看着任弼时脸都涨红了，刘一民赶忙缓和了一下语气，道歉道：“任书记，对不起，我说的太急了，你别生气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党要想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重任，就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事时时向共产国际请示，时时刻刻顾忌苏联的意见，我党就会始终是学步的小孩，长不成巨人的。再说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将来斯大林会解散共产国际的。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