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站起来，再一次敬礼后，报告说：“报告**、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各位领导，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军应该迅速北上陕北，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理由有三：一是自从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国内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阶级矛盾有可能暂时和缓，而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据韩汉英交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里面，有人已经在考虑如果日本全面侵华应该怎么应对。说明日本人全面侵华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组成的中国**和红军，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理应挺身而出，站在抗日最前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二是我们北上，可以把红军早就提出的北上抗日落到实处，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在给何健、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已经提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如果再敢追击北上抗日的红军，其行为就是汉奸行为，追击部队就是汉奸部队，以后史书自会记录在案，留下千古骂名。从桂系反应看，基本是按照我们信中的要求做的，追击前锋没有接近我军后卫两日路程。这说明一点，只要我们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号，就占了抗日大义，各地方势力在追随老蒋追剿我们的时候，就会产生顾虑，就会犹豫彷徨。我们的行动也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三是陕北虽然贫瘠，但战略回旋空间大，蒋介石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基础好。一旦我们在陕北站稳脚跟，就可以不断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一旦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我们就可以分兵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动和武装群众，在抗日战争中赢得人民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再说，陕北人烟稀少，但到处都是荒地，我们可以进行军垦，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另外，建立根据地的首要条件是敌人统治薄弱，陕北距离蒋介石政权核心统治圈远，敌人势力薄弱，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试想，当年**如果不是上了井冈山，而是去了上海、南京，我们恐怕早就不能坐在这里开会了。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说完敬礼后就坐下了。

朱老总说：“我同意刘一民同志的分析，现在苏区已经是不可能回去了，小部队或许可以，大部队想都不要想。湘西也不能去，去了还是要被敌优势兵力围剿。当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迅速摆脱敌人，大踏步北上，到陕北建立根据地。”

张闻天说：“我同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建议将我党的主张告知全国人民。”

王稼祥说：“顺应潮流才是英雄，我同意坚决北上抗日。建议中央委派一负责同志化装返回上海，既能领导白区斗争，又可以代表中央向全国民众宣传我党主张。”

彭老总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找个地方养精蓄锐，不管陕北穷不穷，只要能让部队休整就是好地方。等我们休整一个时期，部队恢复了元气，就可以打胜仗、打大胜仗，还怕什么粮食、弹药解决不了呢？”

陈云说：“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中国最大的民心就是抗日。我党应该坚定不移地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号。必要时，可以联络第三方实力进行斡旋，与各地方势力谈判，形成一种逼迫蒋介石抗日的环境。”

看看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意见也统一了。**就开始讲了：“刚才大家的意见已经趋于统一，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二是迅速北上陕北建立根据地，三是联络地方势力，逼蒋抗日、促蒋抗日。这三点主张了不起，明确了我们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和落脚点以及下一步行动指针。有了这三点，我们就不会再瞎摸乱撞了，我军的战略行动也就有了依据。我们以这三点来与蒋介石的打内战、追剿红军和对日妥协相对抗，让全国人民看明白，到底谁是革命的、谁是反动的，谁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谁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谁是正义的、谁是不正义的。人民自然就会站到革命的、正义的一方，共同团结起来与蒋介石反动政权作斗争，促使其改变围剿红军、不抗日的反动政策。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可能拧成一股绳，在抗日反侵略的战争中取胜。否则，就会被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各个击破，成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

**讲完后，会议进行了分工，由**代表中央起草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会议关于推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军事指挥者的决定，张闻天代表政治局起草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总结，决定会议精神向全国各党组织传达，中央红军传达到每一个支部。

会议还决定，对部队实行统一整编，以中央纵队干部和在遵义扩红的兵源充实战斗部队。一军团辖一、二、三师的一至九团，三军团辖四、五、六师的十至十八团，五军团辖七师、八师的十九至二十四团，九军团辖九师、十师的二十五至三十团，总部直属中央警卫师和干部团，其中警卫师辖警卫一至七团，另设炮兵团、重机枪团、工兵团、辎重团。警卫师的炮兵团和重机枪团由警卫师管理，战斗时由军委统筹使用。全军战斗部队共11个师、四十二个团，8万6千余人。

会议结束后，刘一民就返回驻地休息，一路上不停地想，由于自己的到来，红军实力大大加强。历史上红军到遵义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