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发生西安事变的时候，蒋介石没有防备，带着一众大员晕晕乎乎成了张学良的俘虏。这次官邸之变蒋介石同样没有防备，稀里糊涂挨了张学良一枪，只不过主客易势，张学良落到了蒋介石手里。

西安事变的背景很复杂，那个时候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与杨虎城的17路军一起围剿红军，遭到红军痛击后，蒋介石又撤销了东北军三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认识到打内战没有前途，这才与**秘密接触，与红军签订秘密协定。现在由于刘一民的出现，西安事变发生的前提都不存在了，而且刘一民谈话中暴露出对张学良放弃东北的反感和鄙夷，张学良与**联系和合作的前提也不存在了。就这，老蒋还是逼得张学良二百五脾气大爆发，拔枪相向。结果，总司令与副总司令一重伤一轻伤，造就了一段中外战史上的千古奇谈。

把张学良送往医院后，蒋介石交待王世和亲自去医院安排张学良治疗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务必不能传出一丝风声。

这个时候，在德安里居住的宋美龄、何应钦、张群都来了，包括还留在重庆的贺国光和住在其它地方的孔祥熙、宋子文都被紧急召来，商讨对策。

跟随张学良来晋见蒋介石的警卫早已被侍卫官们控制，此刻德安里风声鹤唳，警卫组的卫士都是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101号前前后后布设了防线。

宋美龄一到蒋介石办公室，看见蒋介石胳膊上缠着绷带，眼泪就扑扑簌簌往下掉，拉着蒋介石坐到一边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捧着蒋介石受伤的胳膊，破口大骂张学良丧心病狂，竟敢戕害领袖，罪责难逃。

宋美龄虽然是女中豪杰，但是丈夫遇刺，关心则乱，露出小儿女情态非常自然，在场的这些大佬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肉麻，反而觉得再正常不过。

实际上张学良对宋美龄很好，都到了崇拜的地步。他也最听宋美龄的话。宋美龄对张学良也很好，关爱有加。但是张学良想要蒋介石的命，宋美龄那是万万不依的。

也难怪宋美龄对张学良破口大骂，要不是蒋介石机警，那一枪说不定就要了蒋介石的命，抗战进程和宋美龄的命运马上就会逆转。

蒋介石烦躁地制止了宋美龄的罗嗦，忍着疼痛，让大家抓紧讨论该怎么办。

此时蒋介石办公室里聚集了他的幕僚班子和最亲近的人，宋美龄低低的啜泣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放大、回荡。

陈布雷建议立即公告中外，将张学良绳之以法，让军事法庭审判其谋杀领袖之罪。理由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张学良冒犯领袖，无礼；谋害兄长，无义；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张学良不遵从国民政府调其增援上海命令，狮子大开口，以巨额军费要挟政府，坐视不救，寡廉；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东北仅有第二师团10500人的兵力，张学良坐拥陆海空齐全的四十万精锐，不放一枪退出东北，还往领袖身上泼脏水，说是奉命不抵抗，做人无耻到这种地步，可谓少耻。如此无礼、无义、寡廉、少耻之人，竟然窃据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高位，早就应该绳之以法，从严审判以谢天下！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对蒋忠心耿耿，说话义正词严，以儒家正统学说来界定张学良，听在国学修养深厚的蒋介石耳中倒没有什么，但是听在擅长纵横捭阖的贺国光耳中，就变成了不识时务的夫子之言。张学良无礼、无义、寡廉、少耻，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哪一个从心眼里尊敬过蒋委员长？难道都要把他们绳之以法么？特别是**，喊着团结抗日的口号，行扩大势力之实，但他们就是那样干了，你有本事把**、朱德绳之以法让我看看？

今天的事情太突然了，饶是贺国光足智多谋，也觉得棘手。本来这东北军已经被削弱的差不多了，再也不可能掀起大浪了。而且，开战以来，东北军各部队虽说战绩不咋样，但都打的很苦，确实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发生过抗命不尊之类的事情。特别是于学忠部刚刚配合八路军教导师取得了鲁南大捷，虽然**大佬们都知道鲁南大捷是以八路军为主取得的，于学忠部只是起了诱敌、阻敌作用，没有八路军说不定51军、57军会被日军消灭的，但那毕竟是大捷，实实在在的大捷。贺国光就想不通，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种事情呢？难道是委座操之过急么？

定定神，贺国光慢条斯理地开言了：“委座，处理这个事情还得戒急用忍，得服从于抗战的整体大局。张学良固然该杀，但是现在不是时候。这个事情还得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得找个合适理由，把张学良的家人和部属暂时蒙到鼓里，一切都要等张学良的伤势稳定以后再说。”

蒋介石实际上也是这想法，闻言忍不住点点头。

何应钦不干了，瞪着眼睛反驳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张学良胆敢戕害领袖，就必须上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明正典刑，以儆效尤。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戒急用忍，必须公审张汉卿，彻底解决东北军！”

何应钦是中央军的二把手，也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大将。历史上，何应钦是因为在西安事变时主张武力解决，调遣中央军威逼西安，落下了企图借西安事变置蒋介石于死地好取而代之的嫌疑，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和蒋介石有了嫌隙。现在，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但是发生了官邸之变，何应钦态度依然如此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