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奚自从和陈蔺观恢复联系以后，对方一直会提供给她最新的医学信息。包括这次突然爆发的流感*。先是打了份电报，又紧跟了一封厚厚的信。

“研究室进行了尸体解剖，死亡的患者大脑显著充血，全身器官都有病变，肺部全是液体……沈奚，大家都在疯狂找寻着治疗方案，但束手无策，我们都很绝望。连我的教授也说：‘医生们对这场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医生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陈蔺观在信上如此说。

他是个客观的人，除了唯一一次见到傅侗文失了理智，从不会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所以她料定，这场瘟疫只会比他说得更严重，毕竟他人在法国巴黎，还不是重灾区。

从沈奚沈奚给市政府申请过许多次，要在中国最大的上海和广州码头进行防疫措施，那些官僚完全不理会。也对，国民总理一年能换几次的世道，是没有人会管这些。

但政客怎么会懂大型疫情的危害？

她只能尽力想办法了，幸好跨洋而来的游轮本就不多……

“来了！”最年轻的女护士按耐不住，仿佛随时要报国一般的热血上涌。

很快，这批人按照事先商量的，分开来在几个方位。

码头上准备接货、卸货的工人们都奇怪地看着这些医生。十六铺历来是青帮地盘，有大的异动都有人盯着，这批医生来的突然，衣着干净，白色口罩外露出的目光也肃穆，猜测是某个患病的政要在这趟船上，也就没胆量来打扰了。

很快，游轮开始放旅客下船。

沈奚一马当先，用娴熟的英文询问着西装革履的先生们，是否船上有大范围的流感？是否有人因为发热，或是流感而病危。为了让自己让人信服，她摘下口罩，保持着最友好的微笑。绅士们见到她是一位女士，多半会驻足，耐心地回答她的问题。

她边问，边催促离自己最近的男医生：“快，上船去，找船医询问情况。”

忙乱中，她的白帽子掉在了地上，来不及捡，最后还是一位华裔的先生替她捡了，还给她：“小姐，你的帽子。”

“谢谢你，”沈奚接了帽子，“先生，请问你有流感症状吗？或者你同一层、同一舱的旅客有感冒发烧，传染给身边人的吗？”

那位先生微笑问她：“我是从美国俄亥俄州过来的，你所说的可是突然爆发的疫病？”

“对，对，是。”

这位先生显然知道这被媒体压下的疫病：“就我所知，船上没有这样的病人。”

“谢谢你先生，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很幸运。”

沈奚感激笑着，又去拦下一个人。

那位先生提着皮箱子，笑着摘下自己的帽子，对着沈奚的背影微颔首，也是在“致谢”她的仁心。他复戴上帽子，见有人举着张白纸，上头写着一个姓氏和俄亥俄州。

他笑着对接应的人颔首：“你好，我就是他。”他指纸。

沈奚刚拦到一位英国人，听到身后有人说：“三爷等许久了，先生快请。”

她的心大力一抽，猛回首。

旅客们像涨潮的水，向码头外奔涌而去，帽檐下的一张张脸全是陌生的。哪里来的三爷，哪里来的仆从，这里是外滩码头，是上海的法租界，并不是北京城的前门火车站……

直到沈奚面前的英国人失去耐心，匆匆离去，沈奚才回了魂。

她再次把口罩蒙上半张脸，在同事的询问目光中，遮掩自己的失态。

码头的旅客散尽后，沈奚又和船医详细谈了十分钟，确信这艘游轮上没疫情，才安了心。

同事们要回医院开工，她昨夜是夜班，今日休息。大家去吃早饭，她则叫了黄包车回家。

她到家时，桌上有留了葱油拌面。

可惜做饭的人并不清楚她离开医院没回家，而是去了码头，比平日到家时间晚了足足三个小时。酱色的面黏成了一坨，用筷子都戳不动，她泄了气，在沙发椅上坐下，翻看圆桌上厚厚一摞的《大公报》和《新青年》。

用筷子插入面坨，咬一口，翻了张报纸。

忽然，电话铃响。

沈奚搁下碗筷，去书桌旁，拿起了听筒：“你好。”

“是我。”

她喘口气，摸到茶杯，灌下口隔夜的茶：“段副院长，我正要找你。”

“第一，这里不是医院，不必这样称呼我，”段孟和的声音忽远忽近，线路不畅，“第二，我看你给我留了消息，有要紧的事？”

“是，这一星期我打了许多的电话给上海市政府，想要让他们出一个公开文件能重视这次美国和欧洲大范围爆发的流感，这场流感会很严重，我的同学们都给我回馈了。但我只是个小医生，没有人理会我，就只有敷衍。要再这样漠视不管，我真的要去市政府门前示威了，必须要重视国际上的疫情——”

段孟和打断她：“可我也只是个医院的副院长。另外，你并不是小医生。”

“不，你可不止是副院长，”沈奚把电话听筒放到书桌上，跑到桌上去翻找前天的报纸，又回来拿了听筒念：“3月22日，段祺瑞复任总理。段孟和，你家那位长辈又是总理了，你去打个电话，他们不会不理你。”

她又嘀咕：“况且，你家里那位长辈，不管是不是做总理，都还不是幕后一把手吗？”

“可我这位长辈，生平最恨人擅用私权。”他笑。

“这是与民谋福，我并没让你作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