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可以肯定“开元盛世”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大。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税收数额货币加实物比也相差两倍，所以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tiao，音同跳，意为卖粮食）、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虽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加上此时在位的徽宗皇帝做起皇帝来很不着调，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还是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的。
就以快活林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是犹有过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自然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宋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不例外，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固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却绝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种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又极其低下，国家的收入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代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商税，也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整个大宋不知凡几，即便是在都城东京，城外也有相当多的商户。
李瑾不禁为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感到由衷的赞叹。但越是这样，他就更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忧，也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感到极度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