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下半年，对于整个中国南方来说都是比较平静的，尤其是在国社党统治的七省之内，完善的政府构架开始搭建完成，政府的各项政策开始惠及到普通民众中间，而早已稳定的两广和云贵更是迎来了自己生机蓬勃的时候。

但是在北方，只能说混乱才刚刚来临。

自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之后，两方之间的争斗就基本没有停歇过。此时的天朝虽然已经共和了，但是大家对于怎么共和却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向美国一样实行总统制，万事有总统决定，然后以议会来监督总统。

也有人建议按照法国人的责任内阁制度来实行，通过议会选举来决定责任内阁人选，行使政治职权，大总统仅仅作为颁布法律，宣战或者进行国事访问一类的橡皮图章。两种不同的制度后面都站着不同的支持者，他们或出于公心，或出于私利，都在为着不同的政治方向奔走。

在周泽端看来，对于现在的中国最为关键的不是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形式，而是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来完成对全国力量的整合，达到尽快建设整个国家的目的。现在的中国已经落后欧美国家很多年了，就连比日本都落后了四五十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争论该采取什么样的体质。

在国社党内部的会议之上，周泽端特别强调，美国人的总统制是根据美国成立时期的独特情况建立起来的，法国人的内阁制也是因为法国独特的国家情况才能够诞生。这些都是有识之士根据他们的自身情况而提出的政治体质，我们自己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建设自己的政治体质，毕竟我们的情况跟美国和法国都不相同，生搬硬套得到的只能是一堆面目全非的东西。

不过周泽端的话语影响力也仅仅局限于南方地区和国社党内部，在北京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争斗却是越来越激烈。是大家都不明白这样争斗的坏处吗？不，只是大家内心对于权势的渴望压过了他们最初的梦想罢了。

黎元洪本人有着湖北首义的名望，又有着多年担任副总统的资历，在接任大总统之后也是注意团结各方，毕竟他自己的缺点也很大，那就是没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反观段祺瑞此人，能力是有的，又有北洋众督军成立督军团的支持，在北京政府内部享有极大的权力，再加上此人性格执着，不懂得妥协与变通，在总统府和国务院出现纠纷的时候往往一味强硬行事，导致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

在府院之争初显的时候，周泽端加强了国社党内部对于情报的搜集整理。为此，周泽端成立了两个互不统属的情报机构，一个是属于国社党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参谋二处，专门收集自己占领区域以外的军事政治情报。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内部和经济情报搜集的商务情报调查局，当然这个商务情报也只是打个幌子罢了。这个机构的职责除了找出敌人在国社党区域内的间谍之外，还承担着监察官员的职责。只不过为了避免出现锦衣卫那样的组织，调查局对内部官员只有监督权，真的处理的话还需要专门的部门才能办理。

新的机构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一个是理清境内有多少外国人的间谍，尤其是日本人的间谍。周泽端可是知道日本人从甲午开始就大肆在中国国内布置他们的情报体系，搜集中国信息，这才导致在20年后出现了日本人的军事地图比中国的更加准确的情况。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时刻注意北京的动向。作为名义上的政治中心，现在的北京可以说吸引着绝大多数政治人士的眼光，每一件在这里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府院之争，就是现在大家包括国社党最为关注的对象。

1916年就这样在一阵喧闹当中接近了尾声，中国这边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甚至闹出了国务院一个秘书长对堂堂大总统出言不逊的笑话。而欧洲战场当中，参战人数达到了上百万人的索姆河战役也以交战双方接近一百万人的损伤而结束，英法联军以极大的损伤挫败了德军对凡尔登地区的进攻，有效挫伤了德军的攻势。

不过国社党这边，却在外界的纷纷扰扰当中迎来了收获自己果实的时候。

今年七省联合会议的财政收入一共达到了6500万元，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高，这还是在四川和两湖免除了半年的税收之后达到的成绩。其中两广的涨势最为惊人，分别达到了1500万和1600万，比起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可以说接近增长了一倍。

在交通建设方面整个1916年西南七省也是成果颇丰，在周泽端不计成本的投入之下，七省会议建成了南宁通往昆明和贵阳的公路，昆明通往贵阳的公路，成都通往昆明和贵阳的公路也修了一小半，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简易的公路，就连后世国道的标准都达不到。但是就是这些简易的公路，也能够承载柳州汽车厂出产的泰山牌卡车在上面畅快的通行了，极大的提升了几省之间的物流速度。

不过这个年代的公路货运还比较欠缺，而且以中国广阔的领土范围，铁路运输更为重要一些，所以国社党对于铁路的修建一直都是不遗余力的投入着。截至1916年年底，国社党地盘上通车的铁路一共有南宁到广州，南宁到贵阳，广州到韶关以及南宁到百色的铁路。

在年底，了解了西南七省铁路修建情况之后，周泽端跟多为铁路专家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