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李老师病了。放学后，我们二三十个同学相约着去探望李老师。李老师家就在学校北面的台兴村里住，距学校也就是一里地。我们跑到李老师家房门口，她家人正生火准备做饭，大家挤在门口探头探脑，不知直接闯进去是否合适，我站在门口同学的身后大声喊：“报告！”大家齐把目光转向我，可能奇怪：到老师家你喊什么报告？我也不知为什么，见大家不敢进去，随口就喊了，只听屋里李老师咳嗽着说：“进来，快进来??????”我们一下子涌进去，把里屋地挤满了。只见李老师病体支离，横卧在炕头，花白的头发蓬乱着，两眼无神，满面憔悴，勉强支起身来，笑着和我们说话。见李老师说话费劲，大家急忙说完祝福的话，匆匆告辞了。从那以后，李老师再没到学校来，不知是搬家转走了，还是休长假了，抑或是退休了?????
我们换了班主任。新班任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叫王清溪，在于美业家后面那趟房住，所以第一天上课，于美业管他叫“王叔”。他是体育界著名人士，“三铁”冠军。他长得身材魁伟彪悍，孔武有力；方面大耳，棱角分明；双目如铃，咄咄逼人；鼻挺口阔，钢髯如针。只是教学未显长处，也许是我年龄尚小，领悟能力有限，在他教我们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学得懵懵懂懂、迷迷糊糊，而他竟说我学得好、学得扎实，真是莫名其妙。这两年里他一直让我当学习委员。
三年级伊始，我们调了教室，由于上学的孩子多了，校舍不够用，把我们调到了山上的西公所。西公所是在卧虎山西坡半山腰里辟出来的一块平地上建的庙。三间正殿尚供着不知什么神明的塑像。西偏殿倒出来给我们做了教室，倒也宽敞明亮。四周是围墙，东南角有厕所，厕所旁有个角门通往山上；正门冲南，下了台阶是一条便道，通往山上和下边的学校。道下是悬崖峭壁，山脚下是通往三公里和大湖煤矿的铁路。老师也换了，苏宜成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中等身材，黧黑削瘦，面庞立体感很强，两只眼睛特别大。他字写得特别好，俊逸飘洒，对我们影响很大。当时他正和某单位会计鲁女士谈恋爱，加上他身体不好，正在治疗肺结核，耽误班势所难免。老师不在的时候，班级纪律就难免有点松散。
李春芝老师教我们数学。她相貌平平，额头有块黑痣，不注意修饰，但课教得非常棒。在她执教的两年里，我自觉数学明显地上了一个档次，也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年，我家买了一个“戏匣子”，是南京产的“红星”牌的，个头很小。我始终奇怪：“这么小的匣子，怎么里边有那么多人啊？又说又唱的。他们是怎么进去的？”放了学，我就围着它转来转去的，想从后面看看人在哪儿，是怎么进去的。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反而更增加了疑惑。我盼着它能讲故事，果然，四点多钟，戏匣子里传出清脆的小喇叭声和奶声奶气的播音：“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嗒嗒嗒——小朋友们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下面继续请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接着传出了孙敬修那浑厚、带有笑意、充满磁性的声音，我敢说，他那学猪八戒叫“猴儿哥”的声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听完他的故事，我的心里得到了一丝满足。从那以后，收听“小喇叭”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
我父亲也特别喜欢“戏匣子”，他喜欢听马连良的京剧，每次都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手在腿上打着节拍，哼哼呀呀地跟着唱。他还特别喜欢听评书。我记得有一年吉林台每天中午播王充讲的《水浒》，不管多累，我父亲到时必听。每天结束都是“噔噔噔噔，西门庆上楼来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噔噔了一个多月，西门庆还没上的了楼。
寒假过后，我们到学校报道，准备开始新的学期。但到校一看，学校各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反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贴出了通知，假期延长一个月。当时我们年龄尚小，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残酷，欢天喜地地回家享受假期的快乐去了。等开学一看，有的老师不见了。我们的数学老师李春芝，头上多了一些白发，面容更加憔悴，声音也变得嘶哑起来，但她教课依然那么认真。后来知道，她的丈夫——县中学的资深教师姓乔，被打成“”，进了监狱，被判了十五年。
很快我家也“享受”了特殊待遇。那时临江县已成立了人民公社，黎红社改成了黎红大队。一天，大队书记孙成有组织一伙人敲锣打鼓给我家送来了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父亲爱国卫生运动、挖鱼鳞坑、深翻地时的那些言论并痛加驳斥。虽然没有什么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