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依靠妈妈每月一千多元工资维持生活。她一直没有见过父亲，以前她问过父亲去向，妈妈不说只流泪，后来她不再问了。

心桐赶到医院，已经太晚，妈妈奄奄一息。妈妈绝望地狠命地盯着她，张大的嘴巴大口吐气，却说不出心中对女儿的牵挂。

就那样永远地离开她，手捧着在学校辛苦凑齐的五千元医药费分文不少，她肝肠寸断。

妈妈走后，如天踏地陷。乡亲们告诉她，妈妈得的是小病，突然死亡，妈妈所住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纷纷帮助她上访。

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医院医务科科长兼内科主任高明阳。第一次见面，她发现，他就是那天傍晚送她到东海市区的好心司机。

他不厌其烦地接待心桐。她每次哭诉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他每一次都认真耐心地倾听，与她同悲，从不打断或者阻止她的叙说。总是等她全部说完后，才向她逐一解释。

医学浩瀚如沧海，其中的复杂深奥，学医只有一年的她怎么能够参透？

最后一段时间是为了上访还是为了见他，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妈妈的死最终结论是正常的病理死亡，医院基于仁道主义考虑，捐资四千给死者家属。

因为怀疑亿伟医院藏有猫腻，上访成了她生活全部。突然有一天，这起医疗纠纷定了性，她便失去了生活动力，成了抽筋断骨之人。

书不愿意再读，工作不想去找，不去走亲串友，连她最喜欢的逛街兴趣也变得索然无味。成天闷在家里，一个馒头或者一块面包糊一餐，四天烧一壶开水，地上乱得像牛栏，院子里晒衣架也不知空了多长时间。

隔壁爷爷奶奶大叔大婶来看她，她把人家堵在门口，总说没事。电话响了，接起来，回答任何人有气无力，千遍一律地连说几声好！好！不用！不用！

然而有一个来电她不能搪塞，那是亿伟医院打来的。既然病人死亡与医院无关，就请她把死者出院手续办了，并告诉她，住院费还有余额。病人死了，账依然是活的。

“我没有结账吗？”她自问，妈妈正月二十八号去逝的，那一天很冷。现在是几号呢？翻翻日历，十二月二十六号，已经近一年，记忆里好像真没有储存这件事。

懒洋洋地梳理头发，头油很重，随它去，换一件上衣，身上这件脏得可以垫狗窝，裤子没有人注意，不管它。

这一天，阳光明媚，温暖如春，但她感觉不了丝毫暖意，却十分在意偶尔吹过的微风所带来阵阵寒意。

在镇头小车站等了约半个小时，过来一辆中巴车，车上人不多，路上却停车n次，到达市区已经十点一刻。

医院门诊大厅热热闹闹，出院结账和住院手续是同一个窗口，排着长龙，她不知不觉地钻到前面，不良行为引起了周边人的公愤，才醒悟地站到最后，很快她后面又跟上五六个人。她夹在中间，一步一步，跟随队伍向前缓行。

出院结账单上的表格框线是红色的，妈妈姓名却是黑色的，那一栏后面剩下一段长长的空白，犹如妈妈未走完的人生。

走出医院大门，医院整体建筑一目了然。心桐忍不住遥望妈妈曾经住过的病区大楼，仿佛亲人灵魂就挂在上面，让她肝肠寸断。

急忙转身，走进一条看不见医院的街道，不想与一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高主任……”

“是你！”对方惊异地瞪大眼睛，“你为什么还不去上学？”

她后退几步，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你过来一下。”他不由分说，把她拉进旁边一家休闲小站，点一杯多数女孩子喜欢喝的奶茶给她，自己则要一怀咖啡。两人相对而坐。

“为什么不去上学？”他责问。

她不语，只顾使劲流泪。

“爸爸不管吗？”上访时她曾对他说过爸爸骨折躺在家，不能下床。

“没有爸爸。”她吸着鼻涕说。妈妈事已了，没有必要再骗他。

“什么？”他吃惊，“那你现在怎么过？”

“一个人过。”

他静静地望着她，不再相问。女孩已经没有女孩样，黑眼圈，糙皮肤，面孔泪迹斑斑，嘴唇上方还沾着两点面包碎屑。如果不是两个人撞在一起，他根本认不出她。

“一个人也可以上学啊。”他哑声说。

“我要挣钱养活自己。”她低头轻语。

“医院补给你的四千块呢？”

“前一段时间上访，路费问别人借的，还债了。剩下的只能管几个月。”

他默默地看她很久，最后起身，亲切地摸摸她后脑勺：“你先回去，洗个头，洗个脸，把裤子换掉。妈妈走了，生活还要继续。这么大的人，应该懂事。是不是？”

她抬起头，仰望他，他目光真挚而温柔，她不由自主地“嗯”了一声。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我家很远。”

“没关系。”他坚持。

他开着一辆黑色小车子送她，路上两个人沉默不语，快到牛山岭镇时，他问她：“过年准备怎么过？”

“到小姨家去，她早就说了。”

回到家里，心桐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洗头，洗脸，换衣服，还打扫了卫生，整理屋子。做完这一切，很累，靠在床上休息片刻，突然想起妈妈有一个总不让她打开的装钱小包。

她翻箱倒柜地找那个小包，现在打开，妈妈应该不会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