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迁到洛阳的时间是1932年1月30日，虽然国府主席林深确实到了洛阳办公，但实际上各大办事机构的大部分人员都不在洛阳。这完全是当时的两大巨头江结時和汪精未带头的缘故，他俩一到洛阳才发现这个六朝古都压根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好，连合适的办公室都难找。所以那段时间他们俩干脆就在火车上办公，每人一节专车，在陇海线上走来走去。大家一看巨头都嫌洛阳没有南京繁华，那谁还愿意呆在这里。最后，1932年5月30日，国府又迁回南京，实际上就在洛阳呆了四个月。

说穿了国民党已经全面腐化，谁都不愿意呆在艰苦的洛阳，谁都愿意呆在南京上海。当时回南京是因为跟日本谈和了，所以大家就苟安一时，再也不提这个迁都问题了。现在既然要全面抗战，不可能不想这个问题。

从洛阳回到南京之后，实际上还就江结時在一直头疼南京的这个防守问题。当时恰值一战之后堑壕战经验大行其道之时，法国就修了有名的马其诺防线。江结時就在苏南一带修了三条防线：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这三条防线是由德国顾问设计并监督施工，算是为无险可守的首都提供了一点保障。

这三条防线据说施工质量非常糟糕，但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些钢筋混凝土永备工事。不知道老江是不是了解这些施工中的**问题，但他在1936年说起中日战争的前景的时候，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从这一点来看，似乎老江也不是很相信这些拱卫首都的国防线。这可能是老江也清楚这些工事靠不住，但他一如既往的对各种**似乎视若无睹、安之若素。

不管江结時对国防工事怎么看，反正1935年1月当时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带队到重庆，开始进行国府迁都重庆的各项准备工作。35年7月14日，老江明确提出对战争的构想：“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阳、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这是指战线未来应该维持在何处，这个估计从后来的情况看还是比较准的。

到了35年的10月30日，国府做出迁往重庆的决定。在1936年的国防防卫计划中，最后确定以四川为对日作战总根据地。虽然贺国光等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要想让四川承担上海那样的工业基地的作用，近乎天方夜谭。所以迁移是必然的选择。

但这就相当于迁移一整个国家，难度可想而知。大家该知道我们现在每年的春运有多繁忙，然后再想一想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是现在的多少多少分之一，然后再想一想春运还只是运人，而现在是运整个国家，除了人还有设备、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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