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戒》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

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

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

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