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又确实叫那个名字，一直叫了二十多年。那曾经是个聪明伶俐勤奋懂事的小丫头，生活在京城一个日渐破落的小市民家庭。那家庭里只有两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女儿，母亲许多年前便跟别人走了。

父亲收入微薄，却又嗜烟嗜酒。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开销，父亲从旅店下班后，还不得不时常蹬着三轮平板车到街上运人运货，赚些“外快”回来。京城人自古就对开旅店搞运输之类的行业存有偏见，说什么“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那话显然太偏颇了，有打击一大片之嫌，但用在父亲身上却并不为过。父亲出去做生意总是找机会坑人。一次他拉着两个外地人从火车站去东便门，满打满算也用不了二十分钟，按当时的价格收费十块钱已算不便宜了，可他拉着人家穿大街钻小巷走了近两个钟头，一张口便要八十元，少于五十元便要扣压人家的行李。两个外地来的客人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确实慷慨，掏出五十元便付了车费。父亲收了钱得意洋洋地去酒馆喝酒，酒没喝成却喝了一肚子气。那是张假钞。

女儿小小年纪便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业，她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可是，对于一个面临“十八变”的女孩子来说，光有好的学习成绩并不能使她完全满足，她还渴望有一双名牌运动鞋，两套流行的漂亮衣裳，几盒“永芳”、“大宝”之类的化妆品，以及经常与同伴们去公园游乐场散散心照几张彩照等。

但是，对于她这个年龄和她这种家庭条件的孩子来说，这些都如梦幻般难以实现。其实莫说是这些近乎奢侈的东西，即便是对别的孩子来说普通得几乎不屑一顾的物品，到她的手里时也需要她付出比别人大得多的代价。那次她仅仅是偷拿了同学的一盒彩色绘画笔，便被学校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后来几乎使她跨不进大学的门槛。

她考取的是一所主要以教授外语为主的有名的大学，所读专业自然也是外语。

在改革开放附带出国热的伟大时代，那所大学和那类专业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都如圣殿般令人神往，有幸进入那里的少男少女们则如天之骄子般令同龄人羡慕不已。而那些孜孜学子们一个个也都是春风得意志向高远，每逢农历十五便常有人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议论中国的月亮不怎么太圆。

在这样一个颇有几分洋味的环境里，学生们恍惚觉得自己的躯体突然也变得洋气了许多，几乎就是半中半洋的混杂体了。于是，许多同学一下子便习惯或嗜好上了讲洋话听洋歌跳洋舞看洋书吃作餐穿洋服行洋人礼节等外来文化——即使不习惯也要努力装出一副习惯的样子。有人向大街上提着鸟笼子闲逛的退休老工人问路时出口便是洋文，遭到白眼后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由于鼻子的原因并不适合在这里用洋文问路，于是嘟囔一声“对个弹琴”之类的话后便赶紧扬长而去了。

她陈小华家境不好，靠微薄的助学金和父亲赏给的那几块大洋是无法与同学们一起在洋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的。但是，她有一副荷花般的脸盘、一条泉水般的歌喉和一段善于舞蹈的杨柳般的腰肢。她开始效仿某些高年级的女生到歌舞厅里去陪伴真假洋人们唱歌跳舞，一则赚些“小费”，二则免费享受通常只有“大款”们才能享受的充满诱惑力的夜生活。开始时是在学校附近的歌舞厅，接下来便扩展到了京城有名的高档饭店；起初是在舞池里旋转腾挪，后来有时也升级到床上摸爬滚打了。

有人给她看手相时说她前半生运气不佳，后半世兴旺发达。不管这是不是封建迷信，反正她那时的运气的确很差。就在她刚刚感到脸皮厚了些胆子大了些经验多了些做起事来得心应手的时候，在公安部门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她不幸被堵在酒店的客房里，然后被抓到拘留所关了几天。虽然在公安局并未受到什么严厉处罚，但回到学校后她却被取消了学籍。那时她大学二年级尚未读完。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人家真正精于此道的姐妹都已被各种各样的豪华轿车接到既舒适又安全的私人别墅、公寓里去度周末了，而她却还在歌厅酒店里打游击，倒霉的事可不就只能落到她的身上了。

在周围一片鄙视的目光下，她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几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可是，对镜看着自己这副姣好的女儿身，她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匆匆离去。但京城是呆不下去了。这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它似乎胸怀博大什么人都容得下，甚至包括那些骑着快马从遥远的荒原闯进来的强盗，把肥沃的国土一块块割让出去的j佞，出个馊主意便使全国人民遭殃的昏官污吏，以及整日为如何把马p拍得响一些而绞尽脑汁的无耻小人；可它却偏偏容不下犯了点儿生活错误的女人。

君不见，如果哪家的男主人不在家时来了位陌生的男客，街道上那群好心的老大妈必定像碰到天狗吃日头般立即兴奋而紧张起来，一顿饭的功夫她们会来你家敲门三次，说是“居委会”要搞什么“卫生日”之类的活动让你参加，其实还不是要窥探你家的隐私，一旦窥到点儿什么便会添校加叶地四处传播，让你这辈子别想再抬头做人。

她心一横来到了海南岛上。她是带着两手准备来的：她听说这里刚刚实行十分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