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鞋，前胸后背也挂着高跟鞋；逃亡地主胳肢窝里夹了一卷纸，上面写着“变天账”；cc特务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歪戴大礼帽，鼻子上架副黑墨镜……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锣鼓镲钹一类响器，也有的就拿脸盆痰盂，敲一下，喊一声，我是张某某，我是不法大j商！我是王某某，我是一贯道分子……各喊各的名字与身份。两旁的队伍，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情此景，达摩曾在几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里见到过，没想到现如今能看见真格儿的。游行队伍走着走着，达摩就看见了卫老师，他也在中间那一溜，胸前牌牌上的字又长又特别：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动骨干分子卫立文，“卫立文”三个字很大，每一个都打上了大红叉。那时达摩对胡风集团知之甚少，只隐约记得儿时见过一些漫画，胡风光脑袋，太阳x上贴着狗皮膏药，p股后面挂着一把小手枪，手里抱着一支硕大的笔，笔尖尖上滴着血……该是一个y险狡猾亦文亦武的特务之类。没想到这温文尔雅近乎迂腐的卫老师竟是这一类人，还是骨干。八月骄阳似火，达摩却打起寒颤来。再看一眼卫老师，面如死灰，眼光呆呆地透过镜片只盯着自己的鼻尖，他一手拿根柴火g，一手提只铁锅——就是达摩在他家厨房见过的那只铁锅——一下一下敲着，锅底已经敲出一个d来，声音就沙夸夸的。

从此以后，卫老师再也没来陶陶斋买特级香片了。

13

达摩再一次见到卫老师，已经是五六年以后了。那时，达摩已经在广阔天地的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了三四年，早已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汉子。只是读书的嗜好一直没改，而且近乎成癖。由此还结识了几个书友，有的在一个公社，有的在外县，还有在城里的。历尽磨难，阅尽人世，也早已不是少年时那样，单纯得将一切看得如童话般美丽。此时的读书，已不是少年时代的好奇求新，而是渴望寻找一些生活的答案。几个人在一起，便会把书中读得的感想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或思辨，或质疑，或彷徨，或慨叹。偶尔也会写下长长的信函，互相探讨一些问题。

那一年春节，达摩回城探亲。几个友人聚会，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成为马哲理论家的毛子。毛子说，带你们去见一个人。达摩问什么人？毛子说，一个高人。你去见了就知道，上过毛选的。问为什么上毛选？毛子诡秘一笑，却不作答。大家心里多少明白了毛子说的是个什么人了。

跟着毛子走进一家大杂院时，达摩发现，这不就是卫老师卫立文的住处么？果然，毛子就敲了角落的那扇房门，出来的，正是卫老师。卫老师见一下来了三五个人，有些警惕，毛子说，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有几个我原来跟您说过的。卫老师就将他们让进屋去。屋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就是多了几张可以收放的小马扎，看来这儿还是一个常有聚会的地方。

一直到大家坐定，卫老师也没有认出达摩来。也是，眼下这个又黑又壮的汉子，和当年那个文静矜持的小男孩，已是判若两人。

卫老师和毛子寒暄几句后，达摩说，卫老师，还认不认识我？

卫老师打量了一下说，面熟。

达摩说，特级香片。

卫老师惊喜地叫起来，啊呀呀，陶陶斋的那个孩子？

达摩笑笑。

卫老师说，我跟你说，那本《中学生》又没了，被抄去了，还成了一大罪证。

见毛子几个一脸诧异，卫老师和达摩你言我语地讲了当年他们的那一段交往。毛子对达摩说，没想到你这么老的资格啊。达摩说，我那时不懂事，也不知道卫老师是谁。达摩几次想说起那一次游行的事，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那天说了许多话，大多与时政有关。达摩记住了一句，谈到中国前途命运时，卫老师说，体制的问题。这句话，差不多二十年后才渐渐公开成为一句时髦语。达摩没想到的是，当年那么温顺嗫嚅的卫老师，如今说话却如此口无遮拦。

达摩说，卫老师，您变化很大。

卫老师笑笑，原来还有幻想，也真的以为自己有罪，现在不了。

回去的路上，达摩问起卫老师的情况。

毛子奇怪地说，你不知道啊？我们省有名的理论家啊，有一段时间，还当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过延安，南下来的。你到图书馆翻翻五十年代初的报纸杂志，大块大块的文章都是他的。你白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啦！

后来，达摩和毛子又单独去过几次，越谈越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达摩后来对父亲说起卫老师，父亲说，我说怎么就一直没见他来买茶叶了呢。一次达摩和毛子去看卫老师，父亲让达摩带上二两特级香片送给他。

卫老师谢过之后说，我不喝茶的。

达摩问，那为什么当年要买特级香片？

卫老师听了，良久不语，脸上有戚戚之色。达摩不知其间有什么隐情，有些窘迫，刚想将话题引开，卫老师就说了。

卫老师说，五五年，突然就把他抓了，单独监禁，让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交代反党活动。接着就把他家抄了，抄出几封他给胡风的信的底稿。那信都是解放前几年写的，好像还是抗战时期，当时胡风在桂林办一份刊物，信的内容是投稿，还是探讨理论问题，已经没有印象，反正这就是铁证了。加上一些其他问题，他当然就一垮到底了。坐牢期间，发妻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