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毫不能肯定那就是陷阱，也不能说那些事情就是他那个小脑袋瓜盘算出来的。”

她向洗手间走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着。但是，她听到胡斯迪尼婀娜在纠正她的话：“当然是他盘算出来的。阿尔丰索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卢克莱西娅太太心里想：“她说的也许有理。”可他是个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啊！难道他不是个小孩？当然是了，这至少是没有疑问的。在洗手间里，她用冷手拍拍前额，又照照镜子。她觉得鼻子变尖了，鼻翼急切地在跳动，眼睛周围出现了青色的眼圈。她看到微微张开的嘴巴里舌头变成了鲨鱼皮样的斑点。她回想起皮乌拉省的壁虎和鼠蜥；它们的舌头总是干干的，跟她现在的舌头一样。阿尔丰索的出现使她感到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如同北方大沙漠史前残迹一样的古老。她不假思索、机械地解开腰带，借助肩膀的抖动脱下了睡衣；绸缎仿佛抚摸似地滑过她的身体；咝咝地落到地上。堆成扁圆的绸衣盖住了脚面，好像一朵大花。

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只是呼吸急促地双脚迈过绸衣的包围圈，然后把睡衣拉向浴盆；接着，她脱下花边内k，一p股坐进盆里。你在干什么？卢克莱西娅，你要干什么？她没有笑容。她一面尽量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一面双手打开冷热两个水龙头，时而试试温度，时而增减着冷、热水，时而松松或紧紧喷头，因此水流时冷时热、时强时弱、时而迅猛、时而平缓。她的下身不停地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扭动，直到找到合适的姿势为止。这样最好。一阵战栗通过脊柱传遍了全身。出于对那个近半年来反复被她骂的孩子的怜悯，她心里一再嘀咕：“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也许他就是那么做的。”也许他并不坏，也许不坏。顽皮、机灵、爱吹牛、马马虎虎。但是心地不坏。“也许不坏。”‘种种心事翻腾上来，仿佛开水锅里的水花。她回想起与利戈贝托相识的那一天，想起这位鳏夫的大佛爷耳朵和放肆无礼的鼻子，认识以后不久，就和地结了婚；她还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丈夫前奏的儿子的情景：那孩子身穿水手服——带锚的小帽子、蓝制服、金纽扣——；想起后来逐渐发现和学会的事情，住在巴兰科时的生活，那出人意料、充满想象力、紧张的夜生活；她记得利戈贝托为了同她一道开始新生活而在巴兰科兴建的住宅，记得丈夫和建筑师为设计她的新家而发生的争吵。从那时到现在他和她经历了多少事情啊！脑海的形象来来去去，模糊、变形、混杂、连续不断，如同这轻巧的喷头把水的抚摸送到了她的心坎上。

给建筑师的指示我们之间的误解是概念性质的。您给我设计的这个漂亮住宅和书房是从这样一个前提——不幸得很，是非常普遍的——出发的：一个家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物。我并不责备您对这种观点的认同，因为这对于从事您这一行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总不甘心放弃客户。可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住宅的想法刚好相反。就是说：在这个我称之为自己的世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管理的小小空间里，第一等重要的是我的书籍、图画和雕刻；我们这些人是二等公民。这四千多卷图书、上百幅油画和雕刻应该成为我委托您设计的首要原因。您必须让人的舒适、安全和娱乐服从于这些物品的保护措施。壁炉的细部必须精益求精，它应该可以变成由我处理多余书画的焚烧炉。因此，它的位置应该设在距离书柜和我的座位很近的地方，因为我喜欢扮演调查文艺灾难的法官角色，是坐着，而不是站着。我说清楚了吧？我拥有的这四千多卷图书和上百幅油画是个不可动摇的数字。我不会再增加了，为的是避免过多和混乱；但是，也不会原封不动，因为要不断地更新，直到我去世为止。这意味着每当我给书房增加一本新书，我就要毁掉另一本；每个加入到我宝库里的图象——金属版画、木雕、木刻、素描、铁画、油画、水彩等等——要取代另一幅不大受欢迎的作品。不瞒您说，挑选牺牲品是很难的事，有时令人心碎，这是一种会折磨我几天、几周的哈姆雷特式的选择，随后那段时光会一再重现我的噩梦。起初，我常常把牺牲出来的书籍和图画赠送给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院。

如今，我都把它们烧掉；壁炉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我选择了这种激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拂去由于不得不以昂贵的代价犯下亵渎文化之罪而挑选牺牲品所产生的不安心情；这是白天，确切地说是夜晚犯下的道德罪：当我决定用一幅西西罗从巴拉卡斯文化的海洋里得到灵感后的杰作取代安迪·沃霍尔五颜六色的汤罐头画的复制品之后，我明白了：让一幅我看不上眼的作品去伤害别人的眼睛是非常愚蠢的。于是，我就把那张汤罐头画扔进了火堆。看到那张画被烧焦，我感到些许内疚，这我承认。现在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我把十几个浪漫派和土著主义诗人的作品付之一炬；把数量不少的概念派、抽象派、反庄重派、风景派、肖像派和神圣派的造型艺术品扔进火炉，以便保持我书房和画廊中作品的限定数额；这样做，我并不难过，确切地说，是有一种正在从事文艺评论的兴奋感觉，其方式本该如此：激烈、不可逆转和点火就烧。在结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