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县里有关部门发现这是座无设计、无资质、无验收的‘三无’桥，为了群众的安全，这些部门就把桥做了封闭处理，要求那位农民什么时候拿来国家有鉴定资质的单位的安全鉴定，什么时候才能通行。农民找到县里和地区有关部门，都告知他地县都没有技术能力和设备来做鉴定。无奈，他又到了省里，找到了一个权威鉴定单位，专家说要拉设备派技术人员过去，一算计竟然需要15万费用。大家听听，修座桥才花费10万，做安全鉴定却要花15万。现在桥已封了三年，这期间，好心的农民为了使桥尽早得到使用，不仅耽误了自己的生意，而且还睡不上安稳觉。为什么？因为每天都有些胆大的学生翻越桥栏。面对几十米的深沟，他害怕出事，只好自己成了看桥人。哪天要是有谁掉下去的话，那他这个建桥人怎么能脱离了干系？据这位农民在信中讲，三年里，他给你们报社、电视台写了好几份材料，但都是石沉大海。古往今来，修桥铺路属于善举，可这样的新闻你们为什么不做呢？是害怕得罪县里的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吗？本来我们的媒体应该从中挖到更多的东西，可大家放弃了。再看这个，路山在街头安置磁卡电话，刚挖好了坑，就有水保监督站的执法人员前来执法，说是挖坑已经使水土发生了移位，根据《水土保持法》，电信局要依法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每坑要一千元。这不是天下奇闻吗？街头安装ic卡电话，既方便了群众，又美化了城市，多好的事情啊，可我们的一些人员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不但破坏了投资环境，还竟然冠冕堂皇地亵渎法律！同志们，对于那些把群众利益当作耳旁风的人，难道我们不该鞭挞吗？像这样的材料我那里多得很，回头你们找刘秘书要。”

郝智说话的间隙，为了稳定一下情绪，便起身去给大家倒水，电视台台长果东连忙站起来，拿起桌子上的一次性纸杯倒了。见这样了，郝智也不说话，沉吟着看着大家。过了一会，他拿起桌上的几份报纸说：“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这份报，今天的《华夏报》上报道三天前发生在路山的一个事件：‘路山派出所非法拘禁一女客商’。这位南方来的女客商带着80万美元的订单，来我区定购传统手工艺品。半夜里她遇到警察查房，听着激烈的敲门声，作为一个单身女士不敢贸然开门是正常的事情。在她提出要求出示警官证件后，惹恼了我们的警察先生，他们不容分说破门而入，将只穿内衣的女士强行带走，非法拘禁了十三个小时，最后在合作单位的担保下，以妨碍公务的名义被罚款1000元方才获释。结果是大家都可以预料的，受到伤害的女客商带着美元离开了这个令她伤心的路山，并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来了。”

郝智真的气愤了，大声咳嗽起来，吓得几个人也大气不喘。良久，他又拿起一份报纸说：“大家再请看我们今天出版的报纸，标题是：路山警方严处一起妨碍执行公务事件。我给大家念几段，本报讯：路山警方在近日一次扫黄行动中，对住在路山宾馆的一身份不明的女士进行例行检查时，遭到拒绝并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了树立警察的尊严，警方将其带走并进行了罚款处理。同志们！听听，这是为了树立警察的尊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把无辜的人非法拘禁了，还要获得舆论的支持，这还有没有道义！”他翻到二版，继续说道，“再请看我们报纸的这篇报道：河湾县掀起冬季植树高c——规模、质量、效果超过往年。而《华夏报》的报道却是：树坑浅、苗子枯，河湾县是植树造林还是搞形式主义？我真是糊涂了，即使是报道的角度不一样，但怎么同一个事件能出现南辕北辙、黑白颠倒、截然不同的报道？！关于这两篇报道的事情，我已经批示请纪检委派人去调查落实。”

温彩屏的脸色变得绯红，坐立不安，很不自在，她心里暗暗叫苦，知道最后调查的结果肯定是自己的报纸在胡说八道。因为长期以来，在路山设立的几家报社记者站里，只有《华夏报》的机制最先进，记者待遇高，而且他们没有广告和报纸发行任务，因此他们轻装上阵，他们什么事情都敢写，写了报纸就敢发。但这样一来，那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就几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是《华夏报》批评过的对象，大多都来在路山报上恢复自己的名誉。而报社为了增加收入，只要交纳比平时多几倍的广告费，换个角度，什么好话都敢说，甚至可以把坏事说成好事，死人说成活人。但这些能告诉地委书记吗？

多年了，郝智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批评过人，特别是批评一位漂亮的女同志。他停顿了一会儿，觉得不应该再这样激动地说下去了，就咽了口唾沫，问黄劲：《华夏报》在路山设有记者站、常年住有记者？

黄劲解释说，《华夏报》驻路山记者站省新闻出版管理局倒是早批复了，但我们还没有给她发证登记，部里也在想着其它办法，看怎么能对他们的采访给予限制。

“发不发证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到处讲的是人口的流动，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在路山买房，可以做生意，那为什么就不容许记者在路山采访呢？我认为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也有了解新闻事件的权利，也有写稿发稿的权利。”郝智不赞同黄劲的说法，“其实，《华夏报》我在省里就经常看，也为此思考过，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