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r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g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s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s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s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r，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83名赤s分子遭到毒打；10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x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500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5000。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r“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决心摧毁这种制度。”

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

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s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3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x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

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戈尔德旋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

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r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

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

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x。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

警方施行反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