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可是北京为什么要享受这项优惠呢？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样的高考，不一样的分数线。按此推理，每年不知有多少本该考上大学却被高高在上的分数线拒之门外的落榜生，有的只好在家做农民，有的含恨外出打工，有的因此自杀。无论他们选择怎样的方式生活，结局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几乎都被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命运，便会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啊。

更为痛苦的是，就算侥幸考上了，高昂的学杂费也让很多家庭和莘莘学子望而生畏。就比如我，倘若有完整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我又何至于放弃那么好的上大学机会，不得不外出打工呢？

戚威和我是同龄人，他成绩一直中游，但他渡过了四年快乐而美好的大学生活，现在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发愁。可谓前途似锦，来日方长。而我，在班里成绩从来没落过前三名的我，却早己历尽世事沧桑！

生在农村，是一种原罪！而对于很多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来说，没有生在北京，也是一种原罪！

虽然高考并不是人生的惟一机会，但这个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没有考上重点大学，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实现自我价值，这条路是太难太难了啊。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懂得自己的价值啊！

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海鸥上重点高中，然后比那些享受高考优惠的同龄人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考取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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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这个话题触到了时老师的痛处，他又开始侃侃而谈，言辞激烈，斗志昂扬，脸上闪现出曾经的桀骜不驯来。我恍若又回到四年前的课堂，他在给我们上政治课，那时的我渐身充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对未来充满无限幻想。但现在，幻想就象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全都破碎了。

时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里，我静静地聆听着，一动不动。但偏偏，红鼻子老师很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老时啊呀，你怎么还象以前口无遮拦？别忘了，你现在可不是普通老师，你是教导主任呢！”

时老师呆了一呆，立刻闭了嘴，神色也同时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刚才那个笑眯眯的模样，看了看我旁边海鸥，和谒可亲地问：“你来这儿，有事吗？”

虽然他现在的和谒可亲远不如刚才的桀骜不驯来得真实，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弟弟杨海鸥，他离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还差两分，我想交一些择校费，让他上一中。”

时老师好心提醒道：“如果是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特长生或参加过市级以上竞赛获奖的，中考都可以加分。”

我苦笑了：“我家什么都不是，农村孩子，就知道死啃书本。除了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的田径项目，有几个有特长的？至于各式各样的竞赛，更轮不到我们。”

时老师诡秘地笑笑：“这你就不知道了，加分里头学问可大了。你要是中考前早一点来找我就好了，可惜现在不行了。或者，你亲戚朋友中有没有认识什么人，可以帮你周旋的？”

我想了想，讷讷地说：“我认识你。”

他讪笑了一声：“不是老师不帮你，我能力实在是有限的。”说完便把一份《公告》推到我面前，熟练地说：“今年一中择校费起步价是一万七千元，然后再按低下分数线每五分加五千元计。即低下分数线五分以内的，择校费是两万两千元；低于分数线六分到十分的，择校费是两万七千元，并以此类推。”

我看了看那份公告，和时老师说的一模一样。只差了两分便要交两万两千元，这两分真值钱啊。海鸥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说：“姐，太贵了，我不上重点行不行？”

我断然拒绝：“不行。”

但家中只有两万元，连平时买盐的钱，都是捉襟见肘。原先，我家房前屋后还有十几棵成材的树木，那是刚盖好房子后，爸爸种的，说是为我结婚打嫁妆。但前两年，所有直径超过10厘米的大树，都在村委会硬性规定中砍罚殆尽，后来又被村委会统一以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钱都被村委会的人赚去了，我们并没得到多少钱；我妈腿脚不方便，除了我养的那几只兔子，也没有什么家禽；口粮田倒是多出我爸那一份，但就算把多出来的小麦和稻谷全卖了，也凑不够两千块钱呀；再说现在很多中考、高考的学生都需要钱，不知有多少家长和学生在为高额的择校费和学费发愁，哪里借得到钱呢？

所以，我冒着被拒绝的危险，硬着头皮，怯怯地问：“时老师，可以便宜些吗？我弟弟平时成绩很好的，只是没发挥好，再说也只差了两分。”

时老师看了对面的“红鼻子”老师一眼，犹豫道：“这是上面规定，一分钱都不能少。别说差了两分，就是差一分也是照交不误。”

“红鼻子”老师点点头，气氛一时尴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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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尴尬的气氛中，海鸥几次拉起我的衣角，红着脸示意我离开，但想到他的前途，我抛开所谓的自尊，厚着脸皮站在那儿，一脸乞求地望着时老师。

时老师开始还旁若无人地看着报纸，但很快就有些坐不住了，却几次欲言又止。正在这时，“红鼻子”老师接了一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