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