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禽等人大多不通文墨，肯定想不到这个问题，荀贞却是心知肚明，因为换个角度来看，这首《短歌行》与其说是抒发大志，不如说是道出了如今天下士子、名士的心声。
如今正党锢之祸，天下名士多在被锢之列，虽有报国安天下之心，奈何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可不正是“明明如月，何时可辍”、“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么？士子们希望天子能招贤纳士，“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希望天子能“心念旧恩”，“鼓瑟吹笙”，然而希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黑暗的，朝中宦官当权，解锢似乎遥遥无期，尽管“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尽管“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尽管“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却也只能“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故此荀彧、荀攸对此诗大加赞赏，而秦干、县君等人虽未受党锢，却也是士子，不免“物伤其类”，故而也为此诗击节。
早在荀贞最初即席吟诵时，他就知道肯定用不了多久，这首诗就能通过荀彧、荀攸、荀悦、荀祈、荀愔诸人传到族中长辈的耳中，再通过族中长辈传到邻县名士的耳中，进而再通过邻县名士传遍郡国、天下。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传出了县城，而且不但士子知道，便连江禽这样的轻侠也都听说了。
……
仔细想想很有意思，荀贞如今的这点名望得来殊为不易。
在他出颍阴、来繁阳前，别说在县里了，即使在族中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像荀彧、荀攸等小小年纪便郡县皆知。他能拿得出手、说得出去的也只有一个“冲龄求学”，十来岁时自请为荀衢弟子而已，再勉强说，有“仇览之志”。这要放在一个寻常家族或能传为美谈，但在荀氏，在像荀氏这样的名门大族里，实在算不得什么。
荀攸十三岁就能辨识奸人，令“荀衢奇之”。荀彧不大点儿，就被南阳大名士何顒赞有“王佐才”。荀悦小时候家贫无书，看的书都是借的，却十二岁就能讲解《春秋》。他们的才智可谓“天授”，又且此三人之祖、父辈，无一不是天下名士。而荀贞不过中人之姿，祖父辈也没有什么声望，比才智也好、比家世也好，都不如之甚远，骑着马也赶不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黄巾起事、天下将乱的压力下，他隐忍十年，一边读书，使自己能适应这个“重经术”的时代，一边练习骑射，朝思暮想良策，为日后保命做准备。
直等到去年党锢初解，禁网稍开，有机会入仕了，他自忖在经学方面虽依然远不如荀彧诸人，却也略有所得，足够使用，并且也已“加冠成年”，遂决意“出山”，但又辞县吏不就，出人意料地请为亭长。
出颍阴、来繁阳，他殚精竭虑、尽心竭力，把自己的种种情绪都压制下来，对外表现出一个温文尔雅、爱民导善的形象，终於渐渐打响了名声，使得自己的作为先从乡里传入县中，令县君闻听；接着又抓住机会进一步发挥，使自己的“诗歌”又从县中传出县外，令乡人闻知。
一去一来。“去”的是名声从外到县，“来”的是名声从县到外。一去一来间，大不一样。这名声的得来看似不愠不火、水到渠成，但又有谁知他为此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呢？
他心道：“十年隐忍，鸣於今朝。”
……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在党锢的大背景下，《短歌行》一诗固有助於提升他的名声，却也有可能会有不利。——若此诗被朝中当权的宦官们听到了，没准儿会降罪於他。
汉制虽较前秦宽松，可两汉间臣子以文生祸、因言获罪的例子不是没有。
前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被朝廷免职后写了一首诗，内有两句：“田彼南山，荒秽不治”。宣帝认为他这是在讽刺朝政“荒秽”，因下令诛之。
本朝桓帝时，白马令李云“忧国之危”，借“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之机，“露布上书”，抨击外戚、宦官弄权，劝谏桓帝励精图治，否则就是“帝欲不谛”，因言辞尖刻，又因是“露布”，也就是公开上书，等同公开批评了桓帝，导致桓帝大怒，引来了杀身之祸，死在狱中。
杨恽是前朝之事，倒也罢了，李云案发生在三十年前，距今不远。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荀贞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在吟诵前他就想过，但在权衡过利弊之后，他还是决定当众将《短歌行》念出。
不是因为他有胆气、不怕死，而是因为他知后事、有底气。
他知的后事就是：黄巾即将起事，天下就要大乱。且不说他会不会因此获罪，就算因此获罪了，反正天下就要大乱，也没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暂且先亡命江湖，而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不得不亡命江湖了，虽要受几年苦，可收获的名望却必是巨大的！——张俭、何顒诸辈，哪一个不是越被朝廷通缉，在士林中的名声反而越大？而只要有了名声，便黄巾起事又怎样？这天下何处去不得？
若获罪则能获巨名於天下，不获罪亦能得郡县之尊重。何乐不为？於眼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