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邑团主贾闰甫对秦琼之言提出了质疑。贾闰甫是齐郡郡尉贾务本之子，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言辞之间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贾务本父子是河东人，出自普通官宦之家，一直攀附于河东三大豪门之一的薛氏。贾闰甫本在右翊卫大将军薛世雄身边做卫士，参加过西征吐谷浑之役和征服西域伊吾之战，后因受伤回家调养，适逢齐郡叛贼为患，张须陀组军戡乱，贾闰甫义不容辞，与父亲一起效力于张须陀帐下。

秦琼摇了摇头，“某没有凭据，只是猜测而已。从常理来推测，王薄、孟让在我们的围追堵截下，必然寻找突围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寻到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处，蒙山显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为此他们必然会派出斥候前往蒙山一带打探军情。恰在此时，徐州贼攻占了蒙山，并沿着泗水河而下攻打鲁郡，动静闹得很大。如此大的动静，王薄、孟让的斥候岂能不知？既然知道了，又岂能放过此等天赐良机？”

秦琼走到了地图前，指着地图上的陪尾山和卞城说道，“徐州贼就在这里，在泗水的源头处，而齐州贼在汶水的上游，两地相距不过两百余里，所以我们不能不做最坏的假设。从近期徐州贼一连串的举动来看，其策应齐州贼的目的很明显。试想，一支刚刚从通济渠两岸历尽艰险杀出徐州，千里迢迢逃进蒙山的叛军，最急需的是休整，是喘口气，是在蒙山站住脚，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急不可耐的下山烧杀掳掠，如此犹嫌不足，还火烧泗水城，还攻打曲阜，还威胁鲁郡首府瑕丘，似乎不把鲁郡搞得天翻地覆就誓不罢休。这显然不正常，这只有两种解释，要么徐州贼帅疯狂了，要么他另有目的，但这位徐州贼帅是从卫府名将董将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来的，他不可能疯狂，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另有目的，而这个目的，十有八九便是帮助齐州贼突围南下，与其会师蒙山。”

贾闰甫一时语塞，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张须陀沉默不语。他认同秦琼的分析和推断，但段文操已经败了，且因为事出突然，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段文操至今没有征调鲁郡的宗团乡团组建地方军，以至于现在手上无兵可用，只能向张须陀求助。

张须陀陷入两难之境。如果分兵救援，坠入贼人陷阱，让齐州贼和徐州贼会师蒙山，将来齐鲁局势恶化，自己难逃罪责；反之，如果见死不救，不但得罪了段文振、段文操兄弟，也得罪了齐鲁贵族集团，四面树敌，将来自己在齐鲁必定寸步难行，处处受制。当然，更不能心存侥幸，否认秦琼的推断，正如秦琼所说，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这一点无可置疑。

张须陀权衡良久，还是难以决断，遂问计于秦琼，“如果你的推断是正确的，如何应对？”

“明公南下巨平、梁父一线，本意是设置两个陷阱，不论齐州贼从哪个方向突围，我们都能置其于死地，但段使君突然败于卞城，徐州贼有了腾挪余地，导致局势再变。如今我们陷入被动，若想逆转危局，唯有放弃一个陷阱，否则极有可能功亏一篑。”

秦琼说得很直白，毫不避讳。张须陀暗叹，前功尽弃，没办法，手上没兵，想打都打不了，只能做出取舍。

张须陀遂即作出决断，既然不能一战而定，一举全歼叛贼，那就从长远利益考虑，先与段文操兄弟、与齐鲁贵族集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免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只要自己能在齐鲁地区待下去，能得到部分齐鲁贵族的支持，能继续带兵戡乱平叛，那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张须陀命令，临济、章丘两个乡团以及段文操留在巨平和梁父的两旅鹰扬卫，即刻随自己南下救援曲阜，而阳关御敌重任则全权委托于兵曹书佐秦琼及历城、临邑两个乡团。

虽然张须陀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坚守巨平、梁父一线，但其意思很明显，在局势向最为恶劣方向发展时，任由齐州贼突围南下。

段文操绝对不愿意看到齐州贼和徐州贼会师蒙山，如果张须陀直接下令，事后段文操必然以恶意来揣测张须陀的真正用意。为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张须陀只好把秦琼放在阳关，事后则把责任全部推给秦琼。是秦琼和两个乡团守不住阳关，与我张须陀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段文操抓不到张须陀的把柄，即便气得咬牙切齿，也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

君子顾其本，齐郡的利益就是张须陀的利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须陀宁愿齐州贼南下蒙山，也不愿意他们再次杀回齐郡。虽然张须陀要因此承担责任，但段文操的责任更大，如果不是段文操败于卞城，何至于局势恶化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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